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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既然已經過去,還留這枯葉何用?不如扔了吧。 一輩子就圖個不愧于心,悠然清閑。塵世的理爭不完,爭贏了失民心;世上的利賺不盡,差不離就行。財聚人散,財散人聚。 ??想買好書也越來越難,除了前述內容好、印刷質量和校對也好的書難以碰到外,那封底的定價(這值得懷疑:誰定的價)更讓人生畏。輕飄飄的幾文收入,維持溫飽尚須精打細算,而書價卻已大步流星地趕著奔入“小康”標準了。但為著眼睛不受窮,再怎么難也要擠上一點碎銀子買些好書的,平時零星購上一本兩本,年底則將那“高精尖”的報刊訂上幾種。 最想探究的仍舊如雷貫耳的燕子洞,洞高17米,寬20米,深3750米,休憩多如牛毛珍愛的短嘴金絲燕。 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臺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會在臺北得獎呢?正當我國(指臺灣——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際,竟然有人提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過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將他所命名的臺灣“工農兵文藝”視為洪水猛獸,喊出了“狼來了”的呼聲,并且表明了自己維護當局的“勇氣”:“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針對文壇對于他“戴帽子”的批評,他露出了鎮壓的兇相,“問題不在于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今天大陸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余光中這篇文章在當時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嘩,激起眾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憤起辯白,連那些與此無關、立場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紛紛撰文批評余光中的陰惡。徐復觀在《評臺北“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在鄉土文學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壓力、尉天聰差點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卻因有功而受到當局寵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會”在臺北劍潭救國青年活動中心召開的“全國第二次文藝座談會”上,鄉土文學作家因為有“問題”而多未受到邀請,余光中卻高坐在主席臺上,傾聽“黨政軍要人”做關于“堅持文藝立場”的報告。 陳映真事件